下去调研，要去一些困难多的地方、问题多的地方，调研不是光看好的。当地干部有时有些顾虑，怕我们看了那些不好的东西会产生负面印象。这里面有一个政绩观的问题。工作什么时候也会有好的、差的，先进的、落后的。看了困难多、问题多的地方，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决策。去了就不要兴师动众，做到既能轻车简从，又能深入一些地方。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，我真心想看一些最偏僻的地方、最困难的地方。到边远地方去，同群众聚一聚，见见面，聊聊天，有什么不好?有些地方待上一天也可以，把情况摸透了，心中更有数。搞得深一些，比浮光掠影、走马观花走好几个点效果要好。关键是不要弄虚作假。
《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》(2012年12月7日-11日)
要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。做好基层工作，关键是要做到情况明。情况搞清楚了，才能把工作做到家、做到位。大家心里要有一本账，要做明白人。
《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》(2012年12月29日、30日)，习近平《论“三农”工作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，第27页
长期以来，我们制定的不少制度规定流于形式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不科学，脱离实际、没有可行性，有的规定过于原则、操作性不强，有的只有要求没有问责、刚性约束力不够，还有的规定交叉重复甚至文件打架。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掌握制度建设的周期性规律，及时进行立、改、废，既保证制度的活力，又注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，不能朝令夕改、频繁“翻大饼”,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、行得通、管得了。
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(二〇一三——二〇一七年)稿时的讲话》(2013年10月17日)
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走遍了所有村，有时候骑着自行车下乡。我当市委书记、地委书记期间走遍了福州、宁德的乡镇。当时，宁德有四个乡镇没有通路，我去了三个，后来因调离了，有一个没去成。有个下党乡，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、跋山涉水，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。那个地方叫寿宁县，明代写了《警世通言》等“三言”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。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。当时我就一个感慨，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，怎么千辛万苦都去，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? 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，全部县市区走遍了，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“八八战略”，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、采取八个方面举措。这是什么?这就是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，掌握第一手材料。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还让人家喂?现在，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多了，电话、微博、微信都很快，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好了。
《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》(2014年3月18日)，《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9-40页
我们要深入基层、深入实际，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，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，进行去伪存真、由表及里的分析，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，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。
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》(2014年10月8日)，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(中)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02页
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，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。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，如盲人摸象、郑人买履、坐井观天、掩耳盗铃、揠苗助长、削足适履、画蛇添足，等等。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，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，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，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。而坚持唯物辩证法，则要求用大气力、下真功夫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，准确把握客观实际，真正掌握规律；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、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，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。任何主观主义、形式主义、机械主义、教条主义、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，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。
《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》(2015年1月23日)，习近平《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30页
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，提高动态监测、实时预警能力，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、精细化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、对症下药、综合施策，出手及时有力，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，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，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，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，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，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。
《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》(2015年10月29日)，习近平《论把握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断发展格局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51页
做好工作方案，一是情况要摸清，搞清楚现状是什么，深入调查研究，搞好基础数据测算，善于解剖麻雀，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，胸中有数，有的放矢。二是目的要明确，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，把握好手段，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。三是任务要具体，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、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、可操作。四是责任要落实，搞清楚谁来干，做到可督促、可检查、能问责。五是措施要有力，搞清楚怎么办，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，政策措施要符合实际、有效有用、有操作性，让地方和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干。
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(2016年1月26日)，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1月27日
出台政策措施要深入调查研究，摸清底数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兼顾各方利益。政策实施后要跟踪反馈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。要加大政策公开力度，让群众知晓政策、理解政策、配合执行好政策。
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的讲话(2016年5月23日-25日)，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5月26日
要调查研究，多到高校走走，多同师生接触，获得第一手资料，掌握最鲜活情况，解剖麻雀，研究问题，做到胸中有数、心中有方，增强工作预见性和实效性。
《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》(2016年12月7日)，习近平《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63页
文学艺术创造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、为谁立言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。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，只有扎根人民，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“身边的小小的悲欢”，走进实践深处，观照人民生活，表达人民心声，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、描绘人民、歌唱人民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，多到实地调查研究，了解百姓生活状况、把握群众思想脉搏，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、阐明道理，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。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文艺不接地气不行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，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，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。要把好脉，中国身体怎么样，如果有病是什么病，用什么药来治，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。号脉都号不清楚，那治什么病?
《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》(2019年3月4日)，习近平《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368页
这里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。一是从国情出发，从中国实践中来、到中国实践中去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，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、具有中国特色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、社会学。二是深入调研，察实情、出实招，充分反映实际情况，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、合情合理。三是把握规律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，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。四是树立国际视野，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
《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》(2020年8月24日)，《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(中)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668页
现在，各方面对调查研究是重视的，但还要下更大功夫，关键是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，避免浮在表面、流于形式。要眼睛向下、脚步向下，经常扑下身子、沉到一线，近的远的都要去，好的差的都要看，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，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。现在通信很发达，通过打打电话、发发微信、看看材料也能了解很多情况，但毕竟隔了一层，没有现场看、当面听、直接问和“七嘴八舌式”的讨论来得真实鲜活。过去常用的“蹲点调研”、“解剖麻雀”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。我们现在搞的各种试点，成功了再逐步推广，这就是“解剖麻雀”的方法。
《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》(2021年9月1日)，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四卷，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，第526页
